李树勤：我确实是一个“新工人”
1970年3月，清华1970届两个年级共3200多名同学迎来了毕业分配的日子。用当时我们的行话来说，“4600部队在向我们招手了”。意思是，我们开始每月拿4600分人民币工资，从此自食其力了。
1970年毕业留校的4位同学在河南三门峡留影。右起：李树勤、张思聪、谢树南、陈乃君
与以往的毕业分配相比，最特殊的是，有800多名同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占全体毕业生的1/4。这在清华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上面给出的理由是，继续完成“斗批改”任务，特别是“教育革命”的任务。但与以往毕业留校工作的毕业生不同，留校不能成为教师（以往都是见习助教），而是另外起了一个名称：新工人。
对我的工作安排，确实名至实归，真的让我在水利系车间当了一名新工人。我早已练就了“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功夫，欣然从命。当年，水利系车间随着整个系搬到了三门峡水电建设工地。初到三门峡，在当地还闹出点小误会：清华校办厂工人的工作服是一身黑色，在右胸上方印着毛主席所题校名中的白色草体“清华”两字。虽说“要想俏，一身皂”，可是一群“黑衣人”走在只有几万人口县级市的大街上，还是很扎眼。有一天，附近一个老乡在路边卖烤红薯，边烤边卖，一群人围着买。我们车间的一个青工也夹在人群中买红薯。可是卖红薯的老乡只卖给别人，唯独不卖给他。他着急地问为什么不卖给他，老乡不回答，但就是不卖。原来老乡看他穿一身黑，衣服上又印两个白字，误认为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犯人，怕惹事，因此不卖给他。
可别小看水利系车间，虽然只有20多个人，却涵盖了钳工、车工、刨工、焊工、木工等多个工种，由1960年毕业的田立言老师担任主任。从技术水平来看，有全校屈指可数的八级木工，七级工、六级工也有好几个；从学历层次来看，有被打成“反动学生”安排到车间劳动改造的宋某某、沈某某，重点大学毕业的孙凤兰，还有原在实验室工作的实验技术人员任裕民、朱永春。全车间最年长的接近60岁，最小的是刚初中毕业、在车间学徒的十五六岁的青工。初到这个车间的我，虽然二十几岁，大学毕业，但干起活来只能和学徒工为伍，工资却是他们的2.7倍。学起技术，我只能心服口服、自愧弗如。常言道：钳工怕打眼，车工怕车杆。真要把眼打正，把杆车匀，绝非轻而易举。用锉刀在一个六面体上锉一个平面，怎么锉都是弧形面。因为它要求你端着锉刀的两只手绝对在一个水平面上移动。所有这些，比我们在教室里做习题难多了。可见，要培养一个大国工匠有多么难！所有这些经历，造就了我一生对工人师傅抱有尊重和敬畏的态度。
车间的任务主要是为教学实验和科研加工一些所需的辅助设备及设施，任务不算太重。清华校内正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了汽车厂，生产“727”牌汽车。很多留校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各个生产车间。我们在三门峡的车间，也跃跃欲试，总想搞点产品。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豫西山区的很多农村通不了电，但有不少山间溪流，急需发展小水电。因此，师傅们大胆提出生产小型水轮发电机组。这个大胆的倡议，很快得到系里领导的批准。我们先到洛宁县机械厂学习考察，最后确定生产受山村欢迎的18kW水轮发电机组。
真要搞生产，还是遇到不少困难。
首先是缺少专用设备，特别是加工定子矽钢片和转子薄铁片的冲床，这是必不可少的。大家真是敢想敢干，决定自己造一台40吨冲床。师傅带我们跑到三门峡工程局大修厂废料堆里捡废弃的转轮和工字钢等，硬是造出一台土冲床。虽然开起来噪音很大，但能用。至于铸造发电机机壳和水轮机涡轮等，我们就通过外协的办法，请工程局的水工机械厂帮忙。
其次是缺材料，当时所有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好在我们用量很小，车间就派我去相关厂家请求支援。正品的矽钢片、薄铁板、导线等，花钱请人家调拨点。加工模具用的铬12钢，就用人家锯下不要的料头。一来二去，师傅们认为我对外打交道有些办法，一遇到这类事，就派我去。我们也真尝到了艰苦创业的味道。
过了年，校本部要求在国庆节前生产出“727”牌汽车，国庆节开到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在三门峡也提出完成生产两套水轮发电机组，向国庆献礼。我们也像校内一样，组织通宵大会战，终于如期完成。按照规范，我们对机组的各项指标进行测试合格后，系领导派最能对外打交道的宋毅夫老师带我去洛阳地区计委汇报，想把机组卖出去。根据“香烟一递，说话和气”的经验，我们买了一包牡丹牌香烟（买不到中华牌的），见到接待的干部，先递上一支烟，顺手划火点燃，然后说明来意。那位干部听了，先是一愣：“没听说三门峡还有生产水轮发电机组的厂家。”待宋老师说明前因后果，那位干部皱了皱眉头说：“按规定，你们第一次生产，产品应先做破坏性试验。”我一听，心里凉半截。我们忙了一年，就是为了你们把产品破坏掉？我很不满，心想，我们要在黄河上修个水坝，难道是为了让你们炸掉的吗？还是宋老师会做工作。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先给村里装上试用，过一段时间没发生问题再付款。后来我听说，村民对这两台机组的质量很满意。生产创业的成功，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志。于是我们计划下一个年度再生产15套水轮发电机组。但是，1972年车间又随水利系迁回北京了。
我的这一段当“新工人”的生活，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身心受益，终生难忘。我所学到的东西，时常在起作用。1978年我在职读研究生，我研究的题目是《在平面应变条件下沙土本构关系的试验研究》。整个研究的关键是研制一台能测量中主应力的平面应变仪。我当“新工人”的经历帮了我的大忙。一是我经常回到车间请师傅们帮助我修改设计方案；二是我请师傅下班前将车间钥匙交给我，我晚上自己来加工所需零件，连图纸都不画，边想边加工。
又过了近20年，学校派我负责法学院和人文社科学院的工作。我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引进高水平的文科师资。不少老师初到清华，人生地不熟，有时家里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下水道堵了、热水器打不着火了、电视机没图像了，等等，不知道找谁。他们问我，我就直接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很满意。这些都得益于我年轻时当“新工人”的经历。
人生的一切经历都是财富。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作者介绍
李树勤，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并留校任教，工学硕士。曾任校长助理、水利水电工程系党委书记、法学院党委书记、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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